中新社杭州1月12日电
作者 林波
在人类历史的悠悠长河中，各民族孕育出独具特色与标识的文明形态，共同构筑起人类文明绚烂多姿的百花园。数千年来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未停歇，共同书写了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的文明华章。
古希腊对话传统与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”理念有何共鸣？如何理解“文明互鉴”的作用？在数字化时代，如何通过教育避免文化偏见，培养“全球公民意识”？近日，希腊前总理乔治·帕潘德里欧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予以解读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古希腊的对话传统与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”理念有何共鸣之处？如何理解“文明互鉴”在应对全球挑战中的作用？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：谈及古希腊对话传统，我所指的并非将辩论视为针锋相对的争斗，苏格拉底在其对话录中亦始终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的交流不应以说服对方、赢得争论为目的，而重在倾听互学。通过检验观点、聆听修正、凝聚共识，裨益于昔日城邦与今日全球共同体。
中国“和而不同”理念彰显相通智慧，差异不是威胁，而是宝贵资源；和谐不等于千篇一律，而是不消融自身特质的协作共赢。
这两大理念为全球治理带来关键启示：世界治理绝不能靠一方支配控制，唯有尊重与参与，方能构建正当的理解与信任。对话的正当性源于将他人视为平等主体，“和而不同”的正当性则在于认可发展道路多元与不同声音的价值。
因此，“文明互鉴”并非空想或口号，而是具有切实的实践意义。
中新社记者：如何看待中欧在“战略性伙伴”与“体制性对手”之间的张力？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：我坚信欧中深化拓展合作潜力巨大。应携手非洲各国及社群推动投资落地，助力其实现可持续发展、本土繁荣与创新共享。这种伙伴关系既能增强非洲经济韧性，也能构建更平衡包容的全球经济体系，长远来看将使欧中双方均受益。
对于欧盟内部将中国定位为“战略伙伴”与“系统性对手”的争议，我认为国家关系可呈多层次：部分领域竞争、部分领域协商，在全球协作议题上携手合作。随着互信深化，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宽。危险在于让单一标签主导所有政策，这会演变为“自我实现的预言”。
中新社记者：近年来欧洲出现“去风险”等对华政策表述。您认为中欧应如何避免陷入“文明冲突”叙事，真正实现您提出的“包容性全球化”？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：我理解“去风险”的动因，抗风险能力对供应链、关键技术、经济稳定至关重要，但绝不能演变为“脱钩”，更不应沦为文化层面的价值评判。
要打破“文明冲突”叙事陷阱、迈向包容性全球化，需换视角解读“文明”：不同文明应如何运用人类与各国的强大力量？是缔造共同未来，还是相互制衡支配？
若对当下世界与子孙后代负责，国与国交往需坚守四大原则：一是构建基于规则的信任，以可预期监管、透明投资审查和统一标准减少疑虑；二是维护交流渠道畅通，保障留学生交换、友城合作等各类往来活力，避免交往中断滋生刻板印象；三是搭建联合解题平台，围绕气候、公共卫生等议题协作，以具体合作打破片面叙事；四是使用尊重的话语体系，摒弃将历史视为零和博弈式道德竞赛的论调，避免加剧不安、诱发矛盾升级。
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，是开放与贸易红利需在国内不同群体、国与国间公平分配。若全球化被部分人视为屈辱、部分人看作独享繁荣的途径，怨恨将侵蚀国际合作根基。
中新社记者：古希腊哲学中的“公共善”与中国“天下大同”思想，能否为当今国际社会提供新的伦理框架？从希腊现代化经验看，古老文明应如何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找平衡？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：古希腊“公共善”理念主张公共生活的政治实践，核心目标是城邦“政制”，为共建共享的事业，旨在塑造美德与繁荣导向的共同体生活，让全体公民过上良善生活，而非沦为私利主导、资本集中的恶性竞争场。中国“天下大同”理想则构想“天下为公”的世界格局，执政者治理不是为特定族群或王朝。
这些思想共同呼吁伦理转向：摒弃将主权视为无视他国后果的绝对自由，转而视为担当——每项行动都肩负维护他人自由的责任，以此实现自身自由，无论碳排放、资源开采、对话发起、数据监管还是边境管控。唯有培育倡导全球公民意识的文化，强调反思、问责与教化，要求人对自身行为后果负责履约，自由方能存续。
所有古老文明均面临这一议题，即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不自我消解。现代化不可由外部强加，需本国公民理解、接纳、塑造并内化。希腊的经验是，现代化绝非简单照搬，融入欧盟架构与规则并非“复制粘贴”的机械操作，本质上是深化认知、不同文化为共同目标深度交融的过程。
因此，现代化核心是转化再造，运用科学、制度、技术等普适工具，追求民生福祉、善政治理等普适目标，同时适配本土历史、社会与文化内涵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在数字化时代，如何通过教育避免文化偏见，培养“全球公民意识”？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：数字时代信息泛滥而智慧稀缺，社交媒体算法刻意煽动对立、简化复杂事实以博取流量，催生“信息茧房”。这使得年轻人虽互联互通空前紧密，却易陷入误解、认知片面与立场极化，即便频繁数字沟通仍感孤独。算法更将文明压缩为空洞口号，把历史简化为博眼球头条，淹没鲜活个体。
因此，教育绝非仅传授知识，更需培养辨别能力与共情之心，回归道德教化与公民培育的本质，而非单纯技能培训。
基于此信念，我与中国友人共创“爱格计划”，重拾古希腊“爱格”公共对话传统，为全球青年重塑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。我们坚信，人际交流尤其是青年互动，是构建国际信任的坚实基石——政府协议的成果与精神终究需年轻一代承载践行。
习近平主席强调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民相亲在于心相通”，我深表认同。文明对话不能仅停留在官方层面，需融入个人体验，通过共学、交流与合作实现。
为摒弃文化偏见、培养真正的全球公民意识，数字时代的教育应聚焦批判性思维与媒介素养培养、文明比较学习、对话能力塑造、沉浸式交流实践四大核心任务。
我鼓励中国青年了解欧洲公民参与的传统，以强化制度效能与社会信任；也鼓励欧洲青年借鉴中国长远视野，秉持代际思维与和而不同理念。
全球化的人文未来，不能仅靠市场或条约推动，更须具备多元文明视角的年轻人担当。这些努力并非可有可无，而是构建和平可持续世界的唯一可行之路。
受访者简介：
乔治·帕潘德里欧，希腊前总理，出身希腊著名政治世家，其祖父与父亲均曾担任希腊总理。他早年辗转多国求学，获美国阿莫斯特学院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哈佛大学学士与硕士学位，精通多门语言，拥有丰富的跨文化经历。作为资深政治家与国际社会活动家，他长期致力于推动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，深耕教育领域尤其是美育与全球公民意识培育，著有《学习是我一生的倚靠》等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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